以法制力量传承红色记忆（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

　　编者按：地方性法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地方立法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与时代同步伐、与改革同频率、与实践同发展，为地方各项事业发展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强调，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完善党委领导、人大主导、政府依托、各方参与的立法工作格局，立改废释并举，不断提高立法质量和效率。

　　为了展示新时代地方立法取得的新成就、创造的新经验，我们推出“地方立法新实践”系列报道，介绍地方人大依法履职，用良法保障善治，把法律和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的新探索。

　　2019年5月，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卫小春带队赴临汾市尧都区某乡镇调研时，提出到中共临汾地委旧址去看看。当地一些基层干部听了面面相觑：这个地方在哪里？

　　革命年代，很多地委都在边远地区开展工作。卫小春对这段历史有些了解，知道这个地方在“界峪村迴光寺”。可等他们到了那儿才发现，庙还在，地委旧址却没有了一点痕迹。

　　这就是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在调研临汾市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利用情况时的场景。5个月后，2019年10月1日，《山西省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利用条例》正式实施，成为全国首部省级层面该领域的地方性法规。

　　一些红色文化遗址保护不力

　　太行山区是山西红色文化遗址集中的地区。从外围看，黎城县的黄崖洞景区隐藏在巍峨雄浑的红石山林中，当年正是由于黄崖洞的险峻，成就了它抗战时期“华北最大兵工厂”的重要地位。可现在，六七米宽的铺装路面直插腹地。多年前对景区前广场和景区内道路的过度改造，致使黄崖洞的险要地势和历史原貌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

　　而在上党战役指挥部旧址——老爷山顶上，原先留有一个几米高的古塔，塔壁上的弹孔依稀诉说着当年的峥嵘。可几年前，当地将这处红色文化遗址交给一家企业经营开发，上党战役旧址的历史真实性和风貌完整性因此受到较大影响。

　　过度开发只是一方面，更多的红色文化遗址则是保护不力。据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委法规处处长张汉琦介绍，在前期立法调研中，他们分组跑了5个地市45处革命遗址，“很多革命遗址已经找不到当年的痕迹，我们在代县试图寻找‘夜袭阳明堡’旧址，但这里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就被复垦为耕地。”

　　除了点多面广、认定标准、保护资金等问题，产权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据山西省文物局原局长雷建国介绍：“据初步统计，山西3400多处红色文化遗址中，产权属于国有的不到8%，属于集体所有的大概占12%，其余均为私人所有。这些私人所有的民居类革命文物，相当一部分目前还正在使用，由于产权问题，多数遗存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和保护，私搭乱建现象严重，周边环境杂乱。”

　　以上种种，正说明了山西省出台相关《条例》的紧迫性和必要性。这也是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郭迎光将其称为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委2019年“一号工程”的原因。

　　解决保护什么、怎么保护问题

　　调研取得了共识，但如何立法却引起了争论。没有立法先例可供借鉴，摆在他们眼前的，首先是如何界定红色文化遗址的时间段。“主要观点有两个，一个认为应该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到新中国成立，即1919年到1949年，另一个则认为应该从1840年近代开始直到现在。”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委主任李福明介绍，经过几次讨论，决定采纳第一个观点。

　　但等条例初稿发到16个省直部门征求意见后，有关部门提出：“难道大寨、锡崖沟不应该算吗？应该把1919年至今的红色文化遗址都纳入进来，应该把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都纳入进来。”起草工作从一开始，关于时间段的问题就一直有不同意见。

　　形成共识是在北京。2019年7月，《条例》草案论证会在北京召开，应邀出席的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文化和旅游部、退役军人事务部、国家文物局的领导专家共聚一堂，提出许多合理建议。最终，与会人员形成共识，将红色文化遗址的时间界定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期，也就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